上海：咖啡馆的意象与文化融合的过程中有哪些
“安全的接触点”
1917年至1937年，上海咖啡业迎来繁荣阶段。 当时的咖啡馆主要分布在南京路、静安寺路、四川北路、愚园路、霞飞路等地。 其中大部分是外籍人士和富商的住宅区和繁华商业区。
尤其是霞飞路周边，咖啡馆分布极其密集。 1930年代中期，霞飞路两旁的知名咖啡馆有兄弟咖啡馆、卡夫卡咖啡馆、文艺复兴咖啡馆、君士坦丁堡咖啡馆、雷布斯咖啡馆等。
在中西文化融合的过程中，上海的咖啡馆不仅保留了西方咖啡馆的经典特色，而且还积极地接受本土文化的改造，融入上海市民的生活方式、价值观、社会心理、审美观念和道德模式。 。
最明显的是，为了适应中国人的饮食习惯，很多咖啡馆除了卖西式糕点外，还卖中式点心。 例如，1930年代南市的蓬莱咖啡馆以咖啡、咖喱猪排和宁波饺子为特色。 这家咖啡馆的老板是来自宁波的陈仁官，是巴金的岳父。 又如南京路上的精致咖啡馆，以咖啡和淮扬小吃闻名。
兄弟咖啡厅以其香浓的咖啡、精致的西餐和精致的蛋糕而闻名。 位置很好，墙上有俄罗斯风格的壁画。 商界、政界、文学艺术界的人士经常聚集在这里聊天，咖啡馆从早到晚基本爆满。 中共地下工作者曾将兄弟咖啡馆视为安全联络处。
1932年夏天，剧作家洪深和明星电影公司老板周建云邀请夏言、钱星村、郑伯奇在霞飞路四哥咖啡馆见面。 会议期间，三人正式受聘为星影公司编剧顾问。 这标志着中国电影史上“党影组”的开始。
从1951年《艺跑》刊登的广告来看，此时的兄弟咖啡馆保留了制作精美西式甜品的特色，包括蛋糕、泡芙、冰淇淋、巧克力、水果沙拉等，还提供电话订餐服务，即购买即得。
咖啡馆的出现对中国传统的茶馆和餐馆产生了巨大的影响。 传统上，茶馆是喝茶、会友的场所，而餐馆则是宴客、聚会的场所。 由于其多功能性，咖啡店迅速成为上海重要的聚集场所。
留法的曾旭白、邵逊梅、徐志摩、张若谷等都把咖啡馆视为现代都市生活的象征。 张若谷经常去霞飞路的咖啡馆。 他在散文集《咖啡谈》中写道：除了坐在写作室、去书店钓鱼打猎之外，他的空闲时间几乎都是在霞飞路沿线的咖啡馆里度过的。 “我只喜欢黄昏时分坐在咖啡馆里和几个知心朋友聊天，这种享受似乎比绞尽脑汁纸上谈兵更省力、更自由。”
这些政治立场不同的人，从文学艺术思想上可以大致分为浪漫派、唯美派、现实主义派、新感觉派。 从留学背景来看，有的在法国留学，有的在日本留学，有的在美国留学。 但有一个共同点就是，他们都经常去咖啡厅聚会、工作，所以难免有一些相似的精神品质。
最著名的例子就是四川北路上的工发咖啡馆。 因鲁迅、冯雪峰、夏衍、田汉等经常在此举行集会，故被誉为“左翼作家联盟的摇篮”。
展现时代的过渡性
文章开头提到的《咖啡厅的一夜》是田汉编剧的独幕剧。
剧一开始就对咖啡店进行了详细的描述：一间精致的小咖啡厅，前面是一个放饮具的柜子，中间嵌着一面大镜子。 前面有一个柜台，上面放着咖啡、牛奶等火锅、杯子和盘子。 舞台左侧还有一个大花瓶。 前面的储物桌右侧通向厨房和内室，里面用帘子遮挡着……右边有一个小圆桌，上面摆着盆栽热带植物……菊花适当摆放房间里的地方，在煤气灯下都是黄色和白色的。 两堵墙上挂着油画和广告画。
《咖啡厅的一夜》的价值在于它对现代都市中非现代爱情婚姻悲剧的表达和揭示。 这与当时的时代背景——现代与传统、西化与封建、时尚与保守的冲突是一致的。 咖啡馆是西化的、时尚的，但发生在咖啡馆里的故事却是传统的、封建的，显示出时代的过渡性。
这部剧一出现，就引起了年轻人的共鸣。 全国各地的剧社、剧团纷纷排练。 例如，复旦戏剧社排练的第一部剧目是《咖啡厅的一夜》。 1928年，南开中学戏剧社也排演了这部剧。燕京大学戏剧社排演了这部剧，因为在比赛中获得一等奖。
从此，田汉开始在话剧界崭露头角。 此后，咖啡和咖啡店的形象不断出现在他不同类型的创作中，比如他自编自导的第一部电影《走向民间》。
影片一开始，几个具有革命倾向的年轻学生聚集在一家咖啡馆里，欢迎一位俄罗斯革命诗人。 这个聚集地的安排似乎大有深意：有追求、有理想的大学生不应该是慷慨激昂的口头说说，而应该采取实际行动，从浪漫的咖啡馆走向现实，体谅百姓疾苦，分享欢乐与幸福。与人民同忧。
可以充当眼睛和耳朵
1928年，日本作家村松骚风（《魔都》作者）来到上海，注意到四川北路一家很有气氛的咖啡馆：
一楼是书店，三楼是咖啡厅。 这是一间宽敞的方形房间，配有大理石桌子和舒适的椅子。 虽然这家店只卖咖啡和酒，但是如果你想点餐，也可以到其他餐厅点。
这家店的特色是女服务员的使用。 这些女孩穿着西式皮鞋和闪亮的高领衣服。 她们留着短发，大刘海垂在额前。 他们“看起来就像经历了世界的变化”。
村松啸风所说的“地下书店”就是创造社的售楼部，位于四川北路老党子路518号。 这是创造社出版部为躲避政府审查和间谍追踪而第三次搬迁的结果。
三楼有“女服务员”的咖啡店是创造社同事开的上海嘎西店。 “嘉熙”是咖啡的日文音译。 创造社重要成员郭沫若、田汉、郁达夫、程方武等都是留日学生。
1928年1月15日，创作社后期重要刊物《文化批评》创刊。 在这本刊物中，创造社公开宣传革命文学，强调革命理论的重要性。 程方武甚至在创刊号中提出，“文化批评”的任务是“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合理的批评”。
这些观点引发了国民党刊物《少年战士》的猛烈攻击，并导致该刊被当局审查和停刊。 后来创造社也被取缔了。 不过，创造社的成员并没有被当场逮捕，这都要归功于楼上的上海嘎奇店。
事实证明，上海嘉熙店一方面充当了文艺界人士交流对话的场所，另一方面也充当了眼睛和耳朵。 当创造社被查封时，由于上海嘉琪店及时通知，其成员并没有被当场抓捕的危险。
“被这样的老人震惊了”
1930年2月16日，鲁迅在日记中写道：“下午，我和柔石、雪峰出去喝加菲猫。” “加菲猫”也是咖啡的译名之一。 近代上海，外来词的音译并不统一，因译者、地区、方言的不同而有多种译法，如“家飞”、“考飞”、“寇飞”、“家飞”、“家飞”等。 《高风》《架榧》等
鲁迅、柔石、冯雪峰“出去喝加菲猫”的地方是四川北路多伦路的贡菜咖啡馆。 事实上，他们是要去参加中共组织召开的“左翼联盟”筹备人员会议。
咖啡厅有两层。 楼下有卖糖果的，楼上有两个小房间可以喝咖啡和冷饮。 老板是外国人，顾客也大多是外国人，所以巡逻人员和调查人员不会轻易来，所以比较安全。 据夏妍回忆，筹备会议一般一周开两次，有时两三天一次，地点几乎都是在工彩咖啡厅二楼一个能容纳十二三个人的房间里。
1930年3月2日，“左翼联盟”成立大会在工彩咖啡馆召开，选举沉端贤、冯乃超、钱星村、鲁迅、田汉、郑伯奇、洪令飞为执行委员。 。
不过，鲁迅去得最多的咖啡馆并不是工彩咖啡馆，而是四川北路拉莫斯公寓底层的一家白俄罗斯咖啡馆。 鲁迅在日记中将这家咖啡馆记为“澳大利亚”。 鲁迅和咖啡馆老板很熟，内山书店就在斜对面，相距不到百米。 鲁迅与友人密谈时常在此相聚。
1933年12月20日，周扬、魏孟克、葛钦等人在内山书店第一次见到了鲁迅，随后又一起去“奥斯特利”咖啡馆，聊了几个小时。
葛沁在她的小说集《全面隐退》的后记中写道：“当我从咖啡店出来的时候，除了满足之外，更震惊的是，中国还有这样一个年轻的老人。”
鲁迅与萧军、萧红的第一次见面也是在“奥斯特利”咖啡馆。 肖红在《鲁迅先生传》中这样描述这家咖啡馆：只有一个门面，门面里面有座位。 座位很少，很安静……鲁迅先生经常来这家小吃茶店。 我的大部分约会都在这里，老板是一个胖胖的俄罗斯白人。 他可能不懂中文。
“严峻”咖啡馆所在的拉莫斯公寓现已更名为北川公寓。 一楼沿街店铺里已经没有咖啡馆的踪影，但梧桐树还在。
从某种意义上说，隐藏在细节中的历史往往更加真实和直观。 对于上海来说，咖啡馆乃至电影院、报纸、医院、新建学校等融合中西文化元素的场所，不仅是一种城市建筑文化，更是城市精神的核心。
（作者为上海闵行区图书馆副研究馆员）
